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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类拔萃之辈――留美幼童的故事(下)

发布时间:2019-06-16 03:3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几乎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首先应该被铭记的,是他们大多参与了清末对抗列强侵华的海上战争。

  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被清廷召回的94名幼童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学习。

  1884年中法海战中,就有6名留美幼童参加,4名牺牲,其中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至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档案中,还留有他们阵亡的记录。

  10年后,一些幼童已成长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他们和清末派往欧洲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一起,组成了清末海军的领导系统。可以查实的资料证明,至少有7名留美幼童作为舰长、大副或参谋,参与了19世纪末最激烈的海上战争―――甲午海战,他们是: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广甲号舰长吴敬荣,广甲号帮带大副宋文岁羽,广丙号帮带大副黄祖莲,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其中3人阵亡。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中,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自强培养的,可是一些“留美幼童”却成为自强运动末日的目击者。

  1895年1月31日,第四批幼童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议和大臣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菲利普学校。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他决不愿受万世唾骂。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唇焦舌敝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刻之极的和约草案。

  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订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十一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继甲午战争,中国又经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重新起用已经贬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李鸿章在草签比《马关条约》更加苛刻的《辛丑条约》后,吐血而死。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在他身边。他是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的故事,是大家都熟知的。不过多数人不熟悉,在接手京张铁路工程之前,詹天佑已经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工作了近20个年头。其间,他参与了李鸿章计划修筑的天津至通州铁路的测量设计;参与了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修筑;参与修建了至今犹存的滦河大铁桥。

  准确地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不是京张铁路。1901年,慈禧结束逃亡返回北京,第一次坐火车给她留下良好印象。她提出,两年后要坐火车到西陵祭陵。于是清廷紧急筹措修建京汉铁路高碑店站到梁各庄皇陵的支线。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留美幼童”梁如浩主持此事,他推荐了詹天佑。詹天佑崭露头角,在不易施工的冰天雪地,指挥工程迅速完竣。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修筑的铁路,虽然它只有37公里,而且颇具有讽刺意味:这是为一个人祭祖修筑的铁路。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京张铁路有显而易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修路的消息传出,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也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独立修筑,双方可都不伸手。在英俄看来,落后的中国完全无此能力,他们等待着中国人陷入僵局时来向他们求救。

  1906年5月3日,詹天佑写信给在美国读书时的“家长”诺索布夫人:亲爱的夫人:

  线日的来信,真出乎意料之外,我细读再三,直似旧日聆听你的谈话。过去我们与你同在的时光,是何等快乐!啊!我多么热切希望能重游美国,再晤昔日好友,特别是你,这位负责我们早期教育的老师,该是何等兴奋之事!

  是的!我现为7个孩子的父亲―――三女四男!我现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本路长约125英里,将凿隧道3处,其中最长的为四分之三英里。本路为第一条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兴建之铁路,企望吾人能顺利完成!

  罗国瑞现在中国浙江杭州,他是那边新造铁路之总工程师。旧金山大地震是何等可怕呀!你可知道欧阳平安否?问候你、苏菲及威利。你忠诚的詹天佑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因从北京城南向西修筑,经过大量坟地,阻碍太多。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西直门经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这一线峰峦迭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近60米。

  6月3日及9月9日的来信均收到。对啦!那贴两分钱邮票的信,也平安到达。最近忙于我的工作,因而忘却我的老朋友,敬请原谅!

  诚然,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好像我成为中国最佳的工程师,因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为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将来不会再被人们信赖!

  在我受命此工作前,即使出任之后,许多外国人公开宣称中国工程师绝不可能担当如此艰巨的重任,因为要开山凿石,并且修建极长的隧道!

  但我全力以赴,至今已修成一段。特附上剪报一份,使你知道当年在你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他早期的教育完全受惠于你!你最忠实的詹天佑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这一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米。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有靠工人的双手。

  1906年12月11日,在工程最紧张的日子里,詹天佑给诺索布的儿子、他少年时的朋友威利的信中写道:“目前,中国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形下,她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也力求革新。但是将来怎样,无人可以预卜。”“我现在这条铁路,要求我只许用中国人来修筑。如果我有权,就乐于介绍给你一个工作,可惜,我现在奉命不得雇用外国员工。”

  在京城近旁修筑铁路,常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铁路要经过一个前任道员家的坟地,他是皇室的亲戚,在朝野均有势力。此人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可是北面、南面、西面都是权贵的墓地,要大改道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浪费。詹天佑忍辱负重,花费许多时间跟权贵周旋,终于让铁路从墓墙外通过。但为保持“风水”,答应另修一条河,派官员拈香设祭,路成后,再立碑纪念。工程人员忿忿不平,但詹天佑表示,只要铁路能修过去,其他小事都可容忍。

  京张铁路第三段工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在詹天佑的正确指挥下,大桥顺利建成。

  京张铁路原计划6年完成,在詹天佑的努力下,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28万两。

  詹天佑留给后人的照片,似乎都不苟言笑。他是个严谨的工程师,务实,精细。但是偶然间,也会流露出留学生涯带给他的情趣。

  在通车典礼上,有人问詹天佑:在整个京张铁路工程中,你感到最困难的是哪一段?

  早在1887年,他就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生动描述了当年他是如何从中国南方小镇踏上赴美留学之路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另一个李恩富: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能够用尽他生命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去换取的李恩富。记住,在19世纪末的美国,在浪潮的风口浪尖上,他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的人权所做的一切。

  1884年,回国两年多的李恩富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再次返回美国。回国前,他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一年的学业,1887年,他从那里毕业。这名中国学生在英语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让人惊叹,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在英文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他又在讲演、辩论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赛中充分展示他超人的语言天赋。

  早在10年前,李恩富的语言天赋就被容闳发现,中学时,容闳特意把他送到有近200年历史、以语言学习为长的霍普金斯学校。第一年过后,他的成绩已经是全班的第五名。第二年期末,他的拉丁文得了第一名,以全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被耶鲁录取。

  1887年是李恩富生命中一个光芒四射的年份。这年他26岁,从耶鲁毕业后,波士顿LOTHROP公司出版了他的书《我在中国童年的故事》,这是华裔作者,甚至可能是亚裔作者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图书。更令他欣慰的是,他和新英格兰的伊利莎结婚。当地报纸称两人的婚姻让人震惊但人们又很兴奋。此时是美国排华法案通过5年之际,在美华人的生活正步入最艰辛的时刻。显然,人们已经完全忽略了这位中国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带有的种族印记,他已经完全进入了美国人的社会。

  但李恩富选择了让他陷入最为困苦境地的生存方式。他用他的嘴和手中的笔,为他的同胞呐喊。他在新英格兰四处发表演说,准确剖析中国华工问题,提供强有力的论证,言辞激烈辛辣,强烈谴责运动的支持者,他的言行当时在耶鲁、在新英格兰引起极大反响。

  李恩富一篇最有名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必须留下。文章的标题刻意模仿当时浪潮中一条最为有名的口号“中国人必须滚开!”之前,他试图通过反映华工的生活艰辛,获得美国人的了解和同情。而在《中国人必须留下》一文中,他开始了新的论争。他猛烈攻击华工遭受的和其他种族工人不平等的待遇,呼吁美国政府必须要为它的领土上发生的难以接受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问题负全部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反击美国的所谓民主的崇高理念,质疑如今的美国人是否真的秉承了先父开国时创立的自由平等信念:

  看看现如今的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他人种的吧,人们难以想像这个国度,在她诞生之初,亚伯拉罕?林肯将其立国之本归于自由。它靠着对其他民族的欺压而膨胀,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吗?靠着建立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压迫掠夺之上的自由吗?这个共和国如今和它当初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多远?我们只需看看他们通过的排华法案即可。

  李恩富一针见血地列举种种事实证据,指出所有这些不平等、压迫、种族歧视都和美国的立国精神相左。

  1880年年末,为了将声音传递到浪潮最为激烈的美国西部,他决意西行。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他的西部之行最终导致了婚姻的快速破灭。

  而他牺牲一切为自己的同胞所做的努力也在西部灰飞烟灭。他希望能够唤醒同胞为自己的平等权利去做努力,但面对一群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同胞,他力不从心。他们已经惯于忍受白人的欺压,宁愿蜷缩在中国城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也不愿意站出来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作证。他希望帮助他们成立中国劳工工会,将人们组织起来去为权利斗争,但结果西部华工却像一盘散沙。

  失去一切的李恩富开始了漂流生活,他居住过许多个美国城市,曾为许多家美国的报纸工作。他再一次结婚,有了两个儿子。1927年,66岁的李恩富再一次失去了工作。此时,他早已加入美国国籍,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留在美国,却孤独地回到香港。

  他最后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联系是在1938年的3月29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惨无人道,野蛮的战争。日本人的飞机每日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

  武昌起义爆发前,晚清社会有三大政治力量:坚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专制势力;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以颠覆皇权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党。这三种力量中,都有留学生。在“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政”时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支持改良。“留日生”中出了不少革命军的骨干。还有少数留学日本的“贵胄子弟”是捍卫帝制的死硬派。

  戊戌变法时曾背叛光绪的袁世凯,1908年慈禧死后被罢斥,这时重被起用。他曾厉行“新政”,力倡君主立宪,现在一被请出,就提出“开国会”、“解除”、“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他班底中的许多“留美幼童”,因此身处急流漩涡。

  他们中有袁世凯的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他们多为温和的改良派。但“欧风美雨”的熏陶,使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很自然地倾向共和。

  这就是唐绍仪受命参加和谈时犬牙交错的背景: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但在他的身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怀有着和袁世凯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

  谈判场景极为有趣: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从1911年12月18日到12月31日,双方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进行了5次谈判。有关政权更迭的实质性会谈,在南阳路上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家中秘密举行。

  在“公开”的场合,伍廷芳和唐绍仪都向中国和世界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清廷专制二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即使一间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今天如果没有清廷,马上可以实行共和。但既然存在着清廷,我们想要共和立宪,就必须有完美无缺的共和立宪……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们汉人是没有不赞成的。不过我们需要筹措妥善的办法,使局势和平解决,以免清廷横生阻力。我有共和的思想,可比你要早啊!我在美国留学,一向接受的就是共和思想。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谋求用和平手段去实现它的办法……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代奏请朝廷。接到电报的次日,清廷就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令唐绍仪就会议代表的选举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和谈向着成功步步逼近。但唐绍仪的态度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唐绍仪本是袁世凯信任的重臣,但精明的袁世凯一开始就清楚他们之间理念的分别。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袁世凯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权力。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感到不满。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愤怒的袁世凯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消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袁世凯的决定,半是对唐绍仪不满,半是对孙中山施压。他要确保用取消帝制换取他的大总统一职。

  唐绍仪没有离开上海,仍在幕后发挥沟通南北双方的作用。而袁世凯也不敢全盘推翻伍廷芳和唐绍仪商定的协议―――中国步入共和已经不可逆转。

  1912年2月5日,另外两位“留美幼童”―――驻德公使梁诚和驻英公使刘玉麟发电报,敦促清廷承认共和。在此之前,两位“留美幼童”吴应科、宋文岁羽已经随海军投向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留美幼童”唐元湛成为电报局长,而温秉忠是外事官员。

  在反复磋商后,清廷终于同意清帝退位。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是“留美幼童”唐绍仪。唐绍仪是袁世凯任命的,同时也是革命党所认同的。在宣誓就任总理时,唐绍仪已经宣布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

  一句线世纪初,仿佛一夜间风气大开。曾国藩、李鸿章当年为了派遣留学生,费尽心机;而仅隔30多年后,一下子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官派和自费的旅日、旅欧美的留学生。其中较著名的官派计划,便是“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而这笔资金,却是留美幼童之一梁诚,硬从美国人手里要回来的。1904年12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为了中国对美的庚子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引起他的注意。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时,有“浮报冒报”。敏感的梁诚不再去纠缠赔款用金用银之事,而是向美国政府郑重提出“减收赔款”的要求。

  经梁诚不断奔走,老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12月3日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这一议案被正式通过,但规定应退还的美金10,785,286.12元必须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这就是“庚款留学计划”的由来。

  为选派学生赴美,1909年,在京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学美国的幼童、外务部主事唐国安担任帮办。这年,在630名参试者中仅录取了47人。据说因为有这样的插曲:唐国安代表外务部的意见,主张招收16岁以下的幼童,像他自己那样,从小送美培养,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则坚持招收30岁以上的学生,不然的话,“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双方针锋相对,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所的取第一名,在外务部受同样的待遇。

  于是有了折中方案,将游美肆业馆办成正式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训练,以便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所以预备学校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唐国安任学堂监督,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校长―――他由此被称为清华大学草创期的校长。

  第一批“庚款生”中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有第四批留美的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煦。第二批“庚款生”中有胡适、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从1909到1918年,共499名学生使用庚子赔款的返还部分留学美国。此事大大推动了留学美国的潮流,其他各类官费留美和私费留美生迅速增加。到1917年,在读的留美学生达1170人,已回国的留美生400人。

  1911年,经过考试选拔的第一批11名“庚款生”赴美,由唐国安护送。有趣的是,他们在旧金山登陆后,走的路线年前“留美幼童”完全一样。他们坐火车横穿美国,下车的第一站,还是春田(Springfield)。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当年政府“召回”幼童时逃跑的容揆。

  “留美幼童”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为清王朝的自我改良而培植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已然谢幕。他们满口地道的英文,保留着西方的生活习惯,但在一个“革命”了的社会,他们不但会被人看成“前清遗老”,还有“洋奴”之嫌。

  二战结束时,绝大多数“幼童”已不在人世。最后一位离去的“幼童”邝荣光,1965年103岁时在天津辞世。

  感谢旅美华人学者高宗鲁先生,留美幼童后裔詹同济、梁赞勋、顾菊珍、理查德?李、钟安民、丹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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